去年年底，作家關軍來到甘肅省東南部一個鄉村的九年制學校，進行了100天的浸入式觀察和訪談。在這次深入接觸之前，和很多人一樣，關軍對于留守兒童這個群體一無所知。
為了觀察樣本更具有普遍意義，他選擇了打工比例接近全國平均值、經濟不發達但也不特別貧困的東勝鄉(為保護隱私，鄉名為虛構)。
“一片灰黃”4個字來自一個留守女生的作文，描繪的是她在家里的感受：“我的家庭就是這樣，沒有紅，沒有綠，眼前只有一片灰黃。”
女生筆下的這4個字給關軍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似乎聽到了來自地殼深處,在庸常生活中被埋壓、隱藏、忽視的聲音。
————————————————————————–
從廣元機場的高速路拐進一條土路的時候，我回頭看了一眼，暫別一種生活、進入另一種生活的儀式，就這么悄然完成。
個把月前，劉新宇說起那個計劃的時候，我沒有絲毫的猶豫，相反，我覺得他說的一個月遠遠不夠，“至少要3個月，而且包括春節”。
劉新宇是“上學路上”公益機構的發起人，關切的是鄉村包養app留守兒童問題，在創造性地開展了一些公益活動之后，他意識到一個致命的問題：對于這個超過6000萬的龐大群體，社會各界的援助更多建立在想象之上，并不了解孩子們最真實的內心需求。他的想法是，通過紀實文學的手段，為那些熱切的援助之情找對方向。
出發之前，我在地圖上留意過目的地的位置——甘肅東南的一個縣，層層山脈的包裹讓那里更像注意力的盲區。
離開北京前，我向至少4位青少年心理學方面的行家求教，我把各項要點存進手機，像錦囊一樣隨身攜帶。
出租車一直逆水流上行，它從一個岔路口拐向嘉陵江的支流，不久又拐向支流的支流，司機說，已經進入東勝鄉地界了，我對6個多小時的顛簸之苦渾然不覺，取出手機，又把錦囊里的幾百字默記了一遍，以便讓自己踏實一點。
漆黑的夜里包養，屏幕的光線有些刺眼。
“我的很多事情您不要問我，問錦泉老師吧，我自己沒法說”
在東勝的第一晚，我住進學校圍墻外的家庭旅館。近在眼前的新麻煩是，怎么熬過異常濕冷的冬夜？
我穿著厚實的毛衣毛褲，蓋了兩床棉被，把電熱毯調到最高一檔，身子勉強暖和了，而面部還暴露在外面，整個晚上，似乎有某種力包養條件量不斷從那里向外抽包養網取熱量，帶給人一種務必警醒的冰涼。
這遠非最冷的冬夜。此后我住在學校宿舍和農家，全都沒有室內取暖設備，通常要喝上一杯白酒才能穩妥地入睡，下半夜一定會被凍醒，那就再喝一杯。
不久我包養網了解到，學生不允許使用電熱毯，也不會有白酒，唯一仰仗的就是人多。每間擁有10張鋪位的學生宿舍，居住人數通常接近20人。整個冬天，咳嗽聲是我最深刻的聽覺記憶，大約半數的孩子處于感冒狀態。
圍墻那一側的電子起床號響了，錦泉如約過來接我，他是一家公益機構的駐校社工，20歲出頭，廣西人，過去3個學期一直陪伴著東勝學校的孩子。
走進校園的時機還不錯，國旗剛剛升到旗桿頂端。他們的穿著并不破舊，只是相當一部分顯得不夠清潔，更有一些孩子的鼻涕流出鼻孔，就像房檐包養網上的冰凌。
早操之后，跟隨錦泉拜會了楊校長。校長室的隔壁就是“第二課堂”，錦泉與一位名叫嶸嶸的社工在這里工作，它同時也是學生們的借閱室、娛樂室。
第一陣課間鈴聲很快響起，離“第二課堂”最近的六年級學生瞬間涌進來10多個，他們就圍在我四周，并與我保持著他們認為安全的距離。一個梳著短發、劉海齊整、穿著毛線馬甲的女生首先打破沉默。
“您是作家？您寫過什么書？可不可以給我簽個名包養網？”
得到簽名的肯定答復，轟的一下，那些學生跑出又跑進，他們爭搶著把筆和本子遞到我的眼前。
最先說話的女生叫陸紫嫣。她是校長的女兒，剛從縣城附近的學校轉到這里。“我可以叫你關大哥嗎？”第二次課間休息，陸紫嫣提出更大膽的問題。
按照預想，六年級學生是比較理想的重點接觸對象，他們思維、表達能力相對成熟，對外部世界的熱情依然旺盛，與陸紫嫣熟悉之后，我更確信先前的判斷，于是把這個班列為觀察的重點。當然，須提醒自己不要對熱情的孩子產生依賴，錦囊里有這么一句——
要看見所有孩子，活潑的、安靜的都要看見。
我打開學生花名冊，上面有年齡、住址等信息，也包括最值得關注的“留守與否”，我想盡快記下六年級每個學生的名字，尤其是找到他們——那些缺席了索要簽名的喧鬧場面的孩子。
在六年級，鞠玉蘭是少數幾個喜歡單獨活動的學生之一。每逢課余，她總是東瞧西逛，注意力難以在一件事物上停留三分鐘。
很快發現，鞠玉蘭比別的學生更有意地在暗中觀察我。這個扎著馬尾辮的女生個子不高，臉蛋圓圓的，總是咧著嘴，一副笑嘻嘻的樣子，但面部肌肉并沒有處于愉悅的狀態。
元旦當天，我遇到了鞠玉蘭，她擺弄著一輛單車，一會兒騎著兜一圈，一會兒又推著慢悠悠地走幾步。
“放假3天呢，怎么沒回家？”我問道。
“不想回，回去沒意思。”
鞠玉蘭的居住地，屬于東勝最偏遠的幾個村子之一，步行需要五六個小時，她不肯回家是心情不好。此前一天的上午，她打電話催促在西安打工的媽媽包養網，讓她趕緊回來，媽媽說還有一筆工錢沒結，現在回不去，鞠玉蘭不肯罷休：“那我就去西安。”媽媽當然不會答應這個負氣的要求。
“我在電話里和她吵了起來。”
“很想讓媽媽回來？”
“吵架的時候多嗎？和媽媽關系怎么樣？”
“不好。”
我們在公園的長凳坐下，她收起笑嘻嘻的神情，和我進行了第一次交流。10多分鐘里，鞠玉蘭只問了我一個問題：“老師你在上學的時候有朋友嗎？”
我點點頭，順著朋友的話題聊下去。
鞠玉蘭說，不認為自己有朋友，“我有時脾氣不好，現在我盡量做到心情不好的時候只和自己較勁兒。”
我想起了前晚學校燈謎晚會的一幕：鞠玉蘭非常想得到一等獎的獎品，一只瓷娃娃，在失去機會以后，她在兌獎處不依不饒地向錦泉討要，時而笑嘻嘻地搗亂，時而嘴撅得老高。“她是真的那么想要，還是與平時一樣，只是以喧鬧的方式引起自己在乎的人的注意？”我在筆記中寫下這個問題。
鞠玉蘭的身世比較特殊，我對此有所耳聞，當我想甜心花園接著聊聊她為什么不太開心，她決定結束這次談話。“我的很多事情您不要問我，問錦泉老師吧，我自己沒法說”。
我看包養價格ptt了一下他的QQ個人資料——女，14歲，北京，東城區
在東勝，我想親歷這樣的過程：學生在家中迎回打工的家長，共度春節，然后家長再次外出，學生面對分離。長達50多天的寒假，我將選擇一戶學生家庭借住。
許許多多學生發出了“到我家去耍”的邀請，其中異常熱情的幾位，就包括六年級男生何東輝。得知他爸爸剛剛打工回來，我很想利用周末跟他回家，看看兩個孩子——他的弟弟讀一年級——與歸來的爸爸難得相見的狀態。
線條硬朗的紅色豪爵摩托嚴重超載，何東輝的爸爸拉著我和兩個孩子，迎著冷冷的山風駛向七八公里外的何家壩村。他們分開大半年了，父子相見的一刻卻沒有親熱的表達。
這是一個跑過中國半數以上省份、當爸爸之前就四處奔波的男人，做過日薪10元的礦工，干過危險的爆破，在當地算得上資深打工者了。
“孩子知道打工的辛苦嗎？”我問。
“不和他們講，講了他們也不信。”
我幾次用余光觀察旁邊的何東輝，他好像情緒不佳，一聲不吭地玩著手機游戲。從那以后，他曾經的熱情消失了，每次見面都很冷漠。我無從判斷，究包養條件竟是不愿意我和家長交流太多，還是反感我對打工話題過于關心。
何家壩之行的最大收獲，是我找到了寒假的目標。何東輝的鄰居當中不僅有好幾個東勝學校的學生，而且有3個女生還是他的同班同學，她們的爸爸均在外打工，我憧憬著趕上3個家庭的團聚時刻。
六年級班主任張老師告訴我，37名學生中，一個男生的爸爸在施工隧道里遇難，一個女生的媽媽久病不治，去世后留下天文數字的家庭債務，另一個女生的爸爸因賭博輸錢而自殺，都是最近兩三年的事，還有一個男生，三四歲的時候就被有了外遇的媽媽拋棄，爸爸平時也在外打工，那是一個沉默的少年，被同學們稱為“憂郁王子”。吳子琦，我在本子上記下了“憂郁王子”的名字，卻對他完全沒有印象。
學生假期開始的第一天，QQ上蹦出一個添加好友的請求，對方名字是“想到世界去闖蕩”，我通過了，然后問道：“哪位同學？”
“學生吳子琦您可能不知道六年級。”
我當然記得這名字，就是那位“憂郁王子”，第一個與我QQ聯系的居然是他。
“你的網名怎么理解？想去哪闖蕩？”
“我搜的。”
“放假有意思嗎？”
“太無聊了。”
“在學校你沒怎么和我交流啊，是不是更喜歡文字溝通？”
“可能是吧。”
此后一個多月，我兩次問他假期的情況，包養故事只得到一個睡覺的表情符號。我看了一下他的QQ個人資料——女，14歲，北京，東城區。
何雪菲每天都要問一個問題：今天幾號了？她盼望著兩個人的歸來，一個是表姐，一個是爸爸
放寒假了，我搭車前往何家壩村，50多天的假期，我和幾個孩子將耍在一起，沒有討厭的上包養感情課鈴把它切成碎塊。包養感情很可惜，用于憧憬的時間只有十幾分鐘，到了目的地，4個六年級孩子都去了山上的祖輩家。
何雪菲的爺爺打來電話，他和孩子們都邀請我上山去耍。
上山以后，何雪菲每天都要問一個問題：今天幾號了？不是得了健忘癥，而是她盼望著兩個人的歸來，一個是表姐，一個是爸爸，他們的歸期已近。
再過兩天爸爸就要包養網站回來了，何雪菲收拾好背包，做好了跟著媽媽下山的準備。
吃過午飯，何雪菲發現媽媽不見了，一定是下山了，不打算帶自己了。她坐在床邊呆呆地盯著地面，不住抹眼淚。
與何雪菲的爺爺家相鄰的那一戶姓郭，由外公帶著兩個孫輩，一個是只有簡單勞動能力、不會說話的智障者，一個是東勝學校九年級學生，名叫郭龍義。
郭龍義中等個子，身材單薄，17歲的他看上去顯得更年少，臉上稚氣未脫，連變聲也尚未完成，可熟識的伙伴卻稱呼他老江。
老江有著很強的動手能力，在山上，他用竹條和繩線制作捕鳥的裝置，每隔一兩天就有山雀落網。
我包養妹還看了老江家的相冊，他自己的照片只有幾張，都是兩歲以前拍的，此后父母就外出了。
有一天，老江背著一個娃娃從山下上來，他大汗淋漓，興致很高，把父母遠遠甩在后面，那娃娃是老江兩歲的弟弟，屬于他的團聚時刻到來了。
老江與父母交流很少，不過看不出有明顯的感情裂痕，有一天晚上，爸爸在山下幫忙蓋房子，晚上飲酒過量，老江打著手電下山去接，一路吃力地攙扶。“把我像犯人一樣押回來。”爸爸這么描述著，聽得出語氣里對兒子懂事的肯定。
過年那幾天，鄉路繁忙，摩托車往來奔馳，后座上捆綁著各類禮品盒，成年人似乎有走不完的親戚，趕不完的宴席。農耕文明剛剛沒落，它所滋養的人情社會還將有稍長一些的壽數。孩子們的衣著比平日光鮮，與父母的情感交流依舊少得可憐。
預計日程過去一半了，對于當地寒夜的濕冷，我已不再畏懼，飲食上也完全適應，但是，焦慮感有增無減——臘月里，家長陸續回來了，我看著男生們在公路上玩單車，玩滑板，我看著女生們在屋頂跳皮筋，在河岸邊過家家，他們的神情、狀態，與家長外出時并沒有什么不同。
假期接近尾聲，我對繼續觀察失去了耐心。要了解目標學生的心靈狀況，就需要我開學后采用更多的積極方式，像調查員一樣工作。
“我的家庭就是這樣，沒有紅，沒有綠，眼前只有一片灰黃”
開學后，我拿出了幾個積極方案，包括有目的性地發起游戲，從中尋找心理問題的頭緒。有幾次，我與六年級學生玩起“真心話大冒險”。
“真心話還是大冒險？”
“真心話。”
“好，你是不是喜歡××？”
“不，我選擇大冒險。”
“那好，你去××面前大聲說：我喜歡你。”
“你真討厭。”
每一次，每一輪，總是跳不開這樣的話題，他們是羞澀的，是佯裝慍怒的，他們也是亢奮的，是樂此不疲的。游戲中，既然他們只關心這個，假如我卻問出“平時什么事讓你最傷心”或“你最想對外出的爸爸說什么”，就顯得太煞風景了。游戲的嘗試宣告失敗。
我還委托幾位語文老師，給五、六、八年級布置一篇額外的作文，題目是我擬的，《我更想要的那種家庭》。幾天后，作文陸續交上來，那是100多個孩子對理想家庭的描繪。
在此之前，包括鞠玉蘭在內的好幾個同學都對我說：“不想寫。”這讓我意識到，題目設定雖然盡量委婉，還是有它殘酷的一面。我告訴他們，可以不寫，沒關系。幾個人最終都寫了，一個單親孩子寫了名字，又涂掉了。
我在筆記本上抄錄了幾名學生的作文——
現實就是現實，世界沒有如果，也不會有如果，我與其在這里幻想，不如來珍惜這與我想象中完全相反的世界。
我希望父母對我好一點，不用太好，只需要花出點時間多陪陪我。
父母在我和弟弟童年的印象里很模糊，幾乎看不清它（他）們的面貌。所以，我只希望父母能夠多陪陪我和弟弟，他現在還很小，更需要父母的陪伴。就算經濟不好，只要家人在身邊，就會成為人間天堂。
回憶起自己的童年，眼前爸媽的影子是比較少的，眼前是一片灰黃。五年級時爸媽在家里，我們離學校很遠，每周放學回家我爸都會在半路上來接我，這陣子我很快樂。
我的家庭就是這樣，沒有紅，沒有綠，眼前只有一片灰黃。
最后這篇的作者叫李小鳳，她行文中兩次出現“一片灰黃”（出處是季羨林回憶自己童年的文章），令人印象深刻，這4個字，讓一種復雜的處境與心緒變得可視，可觸摸，可感知。
這是第一次，我聽到了這些“習慣了逆來順受”的學生的心聲，它們如同來自地殼的深處，在庸常的生活里被埋壓，被隱藏，被忽視。
大約三分之一的學生提出，希望家長多留在家里陪自己，還有4名八年級學生提出，家長不要只滿足物質需求，不要嬌慣子女，超過一半的學生渴望更和睦的家庭，不希望生活在家人爭吵、打架的陰影中。
提前20天，鞠玉蘭開始為我們的告別忙碌起來。她幾乎每天都送我一件小禮物，有紅豆、繪畫、小紙條，還有一簇“芳香玫瑰”，她拿出一個帶密碼鎖的硬皮筆記本，讓我寫一段贈言，“越多越好”。稍后我去教室里閑聊，她讓我再寫一頁，我剛剛提起筆，其他幾個女生也都拿出帶密碼鎖的硬皮筆記本。
告別季開始得真早。
我正應接不暇地寫著，鞠玉蘭湊過來，我隨口說：“你還沒跟我說說你的夢想呢。”稍后，她用身體遮擋著，遞給我半張鈔票那么大的紙條，上面寫的是：你要是了解我，就不會祝我開心了，隨后一張寫的是：我是包養單親，沒有爸爸失去了一切。
鞠玉蘭的爺爺是鄉村教師，爸爸是村里的文書，在那個極為偏遠的山鄉，都是難得的文化人。爸爸有時參與賭博，兩年前，他一包養網評價下子輸掉3000多包養價格元，因為害怕其父、其妻的責怪，喝下了農藥，那時他的兒子只有一歲出頭。我曾見過鞠玉蘭的爺爺，知道這個哀傷的故事，沒有想過鞠玉蘭會親自告訴我。
“失去了一切”，這幾個字堵在我的心頭。我忍不住想寫點東西給她，后來，干脆決定寫給全體同學，一頁短期包養楷書手寫的、帶有贈言意味的公開信，貼到了教學樓的告示黑板。
公開信名為《這是關大的故事》，我第一次公開講述自己降生時的疾病與危險，嬰幼時期的羸弱與掙扎，講述了自己在命運面前做了什么，然后，我提到近日接觸某些同學后的感受，事實上，觸動我的不僅是鞠玉蘭那句話，在臺灣包養網被問及夢想的時候，有好幾個十二三歲的學生都告訴我，他們已經沒有夢想了，不敢再做夢。
信的最后是這樣寫的——
不必強求你有多堅強，但是，不要被命運擊倒，這生活是你的，你要對它負責，怎么可以放棄自己？
中午吃飯的時候，老江和另外4個男生端著飯缸找到我的宿舍，最初誰也沒有說話，就那么站著，過了一會兒，老江開口了：“關大，聽說你就要走了？”
“哦，可能你們理解錯了，我寫的是‘月底離開’，還早呢。”
沉默又回到我們中間，幾個男生站著沒動，每個人目光垂向腳面，默默地吃飯。他們都比我高出許多，在兩米開外圍了個扇形，產生某種送別的儀式感，大約10分鐘里，仿佛整個世界都靜默無語。那是我永難忘記的幾個東勝場景之一。
那一周，張老師安排了作文，寫“我的第一次”，鞠玉蘭寫了很長的一篇讓我提意見。她的題目是《第一次撕心裂肺的哭》，回憶了爸爸去世給她的包養打擊。
接近兩年了，鞠玉蘭開始直視她的傷痛，我愿意樂觀地相信，某種心結在這個春天悄悄地融化著。
一只只貝殼以一定的角度張開，然后合攏，就像什么都不曾發生
3月中旬，我開始嘗試對話。周一到周五，只有午飯和晚飯之后包養網有大約1小時的空余時間，我要抓緊它，多做幾次一對一的交流。
我設計的開場白是這樣：今天請你來，希望得到你的幫助。關大在東勝住了這么久，將來是要寫一本書的，現在外出打工的人那么多，我想知道對農村的影響，既包括物質生活的影響，也包括對你們這些孩子的影響。你的家長也在外打工，會有自己的體會，能否和我說一說，一定會對我有很大幫助。
交流過程中，我從不使用“留守”這種字眼，不要說他們，連我自己都很反感“留守兒童”一詞，它帶有一種他者視角的憐憫，刻意營造著落寞、悲情的氣息。
開場白千篇一律，對面學生的反應各有不同。多數學生沒有拒絕，有幾個學生聽完之后顯得很為難，或是眼圈泛紅，或是低下頭去，怯怯地問道：“老師，我可以不說嗎？”
這種時刻，我的內心也隨之慌亂起來，通常不假思索地回答：“要是不想說，我完全理解。謝包養網謝你，謝謝你。”
通過九年級的作文，我找到幾個表述能力很好的學生，其中一個叫吳春梅。聽完我的開場白，這個容貌清秀的女生沉默了片刻，輕聲講起回家的路有多遠，很羨慕別的家長騎車載著孩子。只是說了幾句，吳春梅就哽咽起來，大滴大滴的眼淚奪眶而出，她埋下頭去，想努力掩飾繼而止住哭泣。眼淚在以往十幾次對話中很正常，卻沒有一次來得這么突然。
吳春梅似乎無意放棄這次交流，她把一張紙巾撕成好幾塊，一下一下地擦拭著臉上的淚痕，然后拿著小紙片在手里揉搓，看得出，她在盡力平復情緒，接下來的50分鐘，她幾次說到動情處，卻不肯讓眼淚再次涌出來。
她告訴我，媽媽肺上有問題，在蘭州打工的時候好像因為膽結石做過幾次手術，手術完了，繼續和爸爸在工地上綁鋼筋。爸爸似乎腦子里有什么毛病，不敢騎摩托車，怕顛。她覺得自己必須出成績，“我不能讓爸媽覺得他們吃的苦白費了”。
直視對方兩眼之間的位置3秒以上，對方會覺得溫暖。
錦囊上的這句建議，我根本沒機會遵照執行，吳春梅總是低垂著頭，偶爾抬頭，會在目光相碰時馬上閃開，而且對話中她時常下意識地摳著桌角，或是撕扯紙片，那是在極力控制情緒包養網——多數坐在對面的同學都有類似的習慣。
結束交流那一刻，對面的學生包養網起身返回，我從不懷疑，每個人都有迅速讓自己恢復常態的能力。在20分鐘到兩小時不等的對話時間里，一只只貝殼以一定的角度張開，或大或小，現在它們已經合攏，就像什么都不曾發生。我不清楚一開一合意味著什么，也無法預知這會不會是其生命中僅有的一次。
那個讓我惴惴不安的問題冒了出來：我的東勝之行以及最終的寫作，對遠離家人的學生意義何在？
“你覺得外界的幫助是你們需要的嗎？”我曾這樣問幾個學生，他們以搖頭回應。
“會有什么方式，可以幫到你們？”
“幫不到。”
這樣的悲觀判斷無可厚非，由此而來的行事邏輯同樣無可厚非，那就是：對于無力解決的苦惱，我不去想它，它就不存在。
學生們回到熟悉的氛圍之中，依舊是波瀾不驚的日子，它甚至會讓我懷疑，與之對話的那種情境是否真實。如果說有了什么變化，就是個別學生再見到我時會更顯害羞，有幾次，我在校園與吳春梅打招呼，她不作回應，眼神躲躲閃閃，我不免猜測，她一定不想與對面這個內心窺探者再有任何瓜葛。
離開東勝的前一天，我走出“第二課堂”的瞬間，吳春梅和她最好的朋友馬艷紅出現在面前，有片刻的沉默，似乎她們在積蓄表達的勇氣。“關老師，你要走了。”馬艷紅開口了，“我們倆沒什么值得送你的，就做了滿天星，365顆。”
滿天星裝在馬艷紅的校服口袋里，她小心翼翼地掏出一把，我趕緊撐開上包養留言板衣口袋，接納那些星星。校服口袋很小，每掏出一把都不容易，有時星星落在地上，吳春梅就俯身撿起，她在整個星星贈送儀式沒有說一句話。
“能不能別走？”我無數次面對這樣的問題，無論相熟的還是陌生的學生，都會流露挽留之情。不過，春節過后，別離不止發生在我們之間。
3月18日，星期三，我造訪何東輝家在鎮上租的房子，得知他爸爸第二天一早就要去蘭州。那時已是傍晚，仍在學校上學的兩個兒子尚不知道這個消息。看上去，家長并不是怕孩子傷心，而是對分離不那么在意，至少表面如此。
第二天，我在操場見到李翠蘭的媽媽，她周末來接女兒。
“前幾天聽你老公說，他馬上要出去打工了？”
“嗯，今早走了。”
“翠蘭知道嗎？”
“不知道。”
很想問問他們對家人不辭而別的感受，卻沒法說出口。
在“第二課堂”，我留下貼好郵票、寫好地址的幾十枚信封，期待著繼續與學生們聯系，未來的日子，我仍會關注他們的消息。
離開學校以后，第一個在QQ上問候我的，居然又是吳子琦。
我注意到，他的QQ名字已經改成了“孤獨是種安全感”。
老江、馬艷紅、鞠玉蘭、陸紫嫣……陸續有好多同學與我聯系，在晚上或是周末。他們幾乎每周都要問一句“在嗎”或“在干嘛”，像是完成了最重要的任務，之后，我想把聊天展開，很多時候會在“呵呵”面前戛然而止。
再簡短的寒暄，也足以把我的思緒拉回到東勝的山包養網水間。
我不會忘記離開東勝時的景象，濕冷一去不復返，河水比冬季多出一兩倍。雷雨初歇的早晨，遠山略顯朦朧，一些樹木生出了嫩芽。我突然覺得，荷爾德林的一段詩，值得獻給這片土地——
群山高大，那里的小河波光粼粼，
滿樹花兒，好像花環，
年輕的一歲開始了，猶如節日，
最高和最好的東西塑造著人們。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