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9日，臘月二十二。早上7點多，即將離包養網開山西大同市渾源縣的云南交叉考核組成員們得到了一份驚喜——拉開窗簾，歷史文化厚重的渾源縣已經被一場小雪覆蓋。
白色的雪花，年關的雪景，讓每一個成員都莫名的興奮，紛紛拉著行李走出房門，用手機拍照，發到朋友圈，讓在云南的朋友好好欣賞。
雪景雖美，但卻苦了山西省扶貧辦和大同市、渾源縣的提供后勤保障的工作人員們。因為下雪，高速封了，計劃受阻。在組包養員們輕松吃早飯的時候，他們在積極地協商相關部門，確保能按時出發。
早飯后，組員們和當地的同志一一道別，考核組在一片白色中出發。渾源縣的工作結束了，組員們身上的壓力也沒了，坐在車上看著兩旁的雪景，互相包養調侃著“凍壞了吧”！
經過協調，交警部門特意為考核組打開了原本封閉的高速出入口，40邁左右的速度，兩側的雪景，車里開始了雪天攝影大賽，23人的考核組微信群里頻頻刷屏，大家有說有笑。
在經歷了當地司機走錯路等小插曲后，將近中午一點，考核組才到達忻州市五臺縣。
15:30，五臺縣省際交叉考核對接會準時召包養開。忻州市長鄭連生歡迎考核組到五臺“發現問題，推進我們的工作。”
五臺縣是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共有建檔立卡貧困村245個，貧困戶28174戶，貧困人口66429人。
五臺縣縣委書記王繼明在發言中說，在全市脫貧攻堅誓師大會上，忻州把五臺縣定位為全市脫貧攻堅的兩個“關鍵少數”之一。2016年2月25日，五臺召開全縣脫貧攻堅誓師大會以來，工作推進力度大，脫貧攻堅責任實。2016年，該縣共完成貧困村退出57個，貧困人口脫貧9396人。
口號都會喊，工作成效怎么樣？對接會后，考核組組長們到一旁，現場抽取第二天要進的村，組員們則在縣里提供的眾多脫貧攻堅檔案和資料前駐足，教育系統的看教育扶貧資料，民政系統的看民政資料，很多人不僅認真查看，還把一些覺得對自己工作有幫助、有借鑒、有啟發的資料裝到包里，準備帶回千里之外的云南。
進村的簽抽完后，考核組分成7個小組同縣里16名領導干部一對一談話。
考核組成員細致檢查五臺縣脫貧攻堅檔案資料。
記者來到了第一組的談話室。在此談話的人是考核組組長、云南省扶貧辦副主任王仕平，包養網云南省扶貧辦項目處處長樊剛、政策法規處副處長樊毅。談話對象分別是縣委書記王繼明、縣長武新亮和縣扶貧辦主任田計豐。
縣扶貧辦主任田計豐第一個走進來，屋里的4個人都是扶貧系統自家人，激烈的業務探討在所難免。
組長：到扶貧辦多長時間了？
主包養任：連借帶任職2年，以前在縣國土局移民辦。
組長:這幾年有什么感受？
主任：感覺從2016年下半年以來脫貧攻堅的壓力越來越大，我們也是拼命在做包養網。我從8月份到現在除了去市里開會外，就沒有離開過五臺。縣長、分管副縣長我們都在一起辦公，經常加班。
主任：機構是獨立的，以前是叫扶貧辦，現在是參公事業單位，包養網變為縣扶貧開發中心。
組長：扶貧開發中心？
主任：對，全市都是這個機構名稱。此外還有縣脫貧攻堅總指揮部辦公室。
組長：現在你們扶貧辦有多少人？
主任：我們縣原來只有7個參公事業編，后來又加了6個參公事業編和15個純事業編。領導崗位從原來的一正一副變為一正兩副。
組長：這個你要講真話，這15個編制是你們的編制，還是要靠借調來的？
主任：都是我們的編制，有從別的單位調來的，包養網也有一些是畢業了一段時間的大學生，此外還有一些退休返聘的。比如我們針對易地搬遷，專門錄用了土木工程專業的畢業生。
組長：現在包養網縣里的主導產業是什么？
主任：我們縣里是種、養、食品加工和旅游。旅游這塊原來占我們較大的一塊，不過去年五臺山風景區改制，成立管委會并由忻州市代管。旅游和我們就基本沒關系了。
組長：扶貧中心一下子增加了這么多的編制，工作能力是不是增強了？
主任：書記、縣長按我的思路配人……
此時，考核人員插了一句話：50歲以上占比多大？包養網
主任：只有3個，大部分都是年輕人。還有一些人是從鄉鎮、機關抽回來，借回來的業務骨干。
組長：你們2016年前搞了幾次建檔立卡回頭看？
主任：2014年5月建檔立卡，2015年底和2016年10月份又搞了兩次回頭看。
組長：動態調整后，進的多還是出的多？
主任：進的多一點，數量基本一樣。
組長：以你自己的感覺判斷，縣里的識別精準嗎？
主任：絕對精準我不敢說，我覺得基本基準，精準率包養網在97%以上。
問完精準識別，接下來又開始問駐村幫扶。
考核人員：你們有扶貧工作隊員召回制度嗎？
主任：政策和規定都有，但去年沒有召回的。
考核成員：那工作隊做的好得到提拔的有沒有？
包養網主任：這個有。
組長：你不要有顧慮，要和我們講真話。
主任：都是真話。
包養組長：那你們有沒有一個干部幫扶多戶的情況？你自己幫幾戶？
主任：我一人幫5戶，多的有幫10戶的。
組長：那省市級在你們縣里派的工作隊有多少？有沒有一個單位包兩個村的？
主任：今天太累了，數字記不清楚了。等一下，我看一下。
主任從包里翻出筆記本：省里6個，市里28個，縣里168個，都是一對一。
組長：你要說實話，你們縣里提供的材料上寫的是，省市縣鄉四級3269名黨員干部結對幫扶28174戶，平均下來每人要9戶，包養網省市縣三級139個單位組建扶貧工作隊202個，對應幫扶245個貧困村。通過材料來看，有一個人幫扶十幾戶的現象，這根本顧不過來。
主任：這是因為我們在非包養網貧困村的幫扶工作都是由鄉包養、村一級負責，聯系貧困戶的也是鄉、村干部，只有貧困村才有省市縣派的工作隊幫扶，幫扶責任人是省市縣的黨員干部。
這樣一追問，細節就清楚了。
此后，考核組又從縣里產業扶貧情況、醫療報銷情況、教育扶貧補助政策，涉農資金整合等方面一一發問，主任一一作答。
談話結束后，主任明顯疲憊不堪。
下一位走進來的是縣長武新亮，包養他已經在縣長崗位上干了快6年了。
組長：通過查看資料，我們已經對縣里的扶貧工作有了一個感性認識。現在有五個問題需要你解答一下。
一是脫貧攻堅總體規劃、年度減貧計劃落實情況。
二是涉農資金整合落實情況，有什么問題？
三是金融扶貧發放，尤其是包養網到戶貸款政策落實情況。
四是易地扶貧搬遷有哪些困難？
五是本縣生態扶貧工作的落實情況和經驗做法。
記者一聽，這些問題都是根據山西扶貧的實際提出來的，每個問題都問到根上了。
縣長：忻州是山西的關鍵少數，五臺是忻州的關鍵少數，五臺縣貧困人口占全市13.7%。所以在10月18日之后，山西抓脫貧攻堅力度空前。五臺縣2014年至2016年，每年減貧數量都在9000包養–包養10000人之間，2017年也是這樣一個計劃，但在2018年要達到最高的14000人，2019年貧困發生率要達到2%以下，縣摘帽。這么一平均包養網下來，每年要減貧1.1萬人。
“以往感覺到臘月二十幾就快過年了，但現在都不知道是臘月二十幾了，星期幾，還有幾天過年。”縣長說出了他最真切的感受。
組長：那你覺得現在縣里的貧困原因是什么？
縣長：我覺得客觀上是因學因病致貧、主觀上就包養沒有了，因為現在只想干好，唯恐干不好。
此后，縣長對農民看病報銷和加大貧困大學生教育補助提出了自己的建議。
最后一個被訪談人是縣委書記王繼明。他現在是市人大副主任兼五臺縣委書記。因為不脫貧，貧困縣黨政領導干部不摘帽不調整這一政包養策，他已經在五臺干了6年縣委書記，此前他還在另一個縣還干了5年。
按常理，11年的縣委書記應該會有想法。但當考核組問他有無想法。他卻說沒想法，“脫貧攻堅如果要到2020年，那我就干到退休”。
考核組和五臺縣委書記王繼明談話。
考核組問了他幾個問題，
一是中央要求以脫貧攻堅統攬各地經濟社會發展全局，五臺在實際工作中如何做的？
二是在脫貧攻堅中，五臺如何確保把最強干部放在第一線？
三是前兩年脫貧標準較低，這兩年越來越高，如何進一步保障這些人不返貧？
書記對這幾個問題按包養個進行了回答，說的越多，中間夾雜的個人切身感受就越多，回答的內容就越來越感性。
書記：貧困人口占五臺農民總數的四分之一，占全縣總人口的五分之一，是最弱勢的群體，這一部分人如果政府不關心、不關注，就會出現問題。我們都說：只有認識上到位，才能行動上到位。
我不否認，有些單位、人認識程度上還有差異，但全縣上下都認為脫貧攻堅這條路是對的。為此，縣里縣城只有5萬人，我們開了一個誓師大會，思想統一后再出發。
原來是脫貧攻堅責任書我簽一個字、鄉書記、鄉長簽個字就行，現在不是了，現在我要給他們頒發“軍令狀”，是直接下命令。
對于縣里的第一書記，我相信各單位派的都是精兵，但每個單位都會有一些能力差的、邊緣的人，這部分人有可能就被派到村里駐村。
我就發現，有一些人少的工作隊，工作成效很好，一些人多的工作隊，工作成效倒不好。我們嘗試著搞召回，但很多都是上級部門派來的，縣里工作也不好做，在現有情況下，只能加強考核和培訓。
對此，我提出了三個評判標準：一是真正給老百姓辦實事，助力脫貧；二是單位沒辦法，自己也沒辦法，但能提出思路；三是沒錢沒思路，但有心，駐村有感情，經常去貧困戶家看看。對駐村工作隊只要保三、穩二、爭一，完成任一要求，他們的工作我們就認可。
這些，在記者看來，都是大實話。
不知不覺，時針已經指向晚8點，在餐廳里，其他小組訪談部門負責人的同志還在陸續返回。他們一邊吃晚飯一邊交包養網流。明天是他們在山西工作的最后一天，他們還要善始善終。（《中國扶貧》雜志供稿，作者：韓世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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