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少女媽媽”之訪談
2013年，12歲的湖南女孩思思（化名）遭性侵生下第一個孩子時，社會給予了很多同情和幫助。兩年后，思思再次產包養網下一女，網上卻充斥著罵聲，很多人認為她自甘墮落，無可救藥，不值得幫助。人們似乎忘了，思思仍然是個孩子，14歲的年紀，她已遭受太多。
到底是什么讓思思成為今天這樣？誰又該為這一切負責？網友對待思思的態度是否理智？近日，京華時報邀請4名兒童權益保護領域專家，就思思事件背后的深層次原因展開討論。 包養app
很多被性侵的孩子會反復受害
京華時報：首先請教張雯主任，你們對思思的救助已經將近兩年了，在基金會的救助對象中，思思的經歷算是很極端很復雜的那種嗎？
張雯：思思的很多表現既有其特殊包養網性，也有很多被性侵女孩的一些共性。她的事情確實特別典型，生了兩個孩子。但從共性來說，所有有過被性侵經歷的女孩、男孩，都有一個特別奇怪的現象，就是這種事情很可能還會再度發生，國內國外的案例都說明了這個情況。
張雪梅：我接觸到的很多未成年人被性侵個案，在精神和心理受到損害后，一個共同點就是缺乏自我價值感。受傷害的孩子會呈現兩種狀況，一種是在案發后對人際交往產生恐懼，不愿意見人，不愿意上學，自我封閉，甚至用自殺和自傷的方式去逃避這種世俗的觀念壓力，他們會認為所有人都對自己指指點點，有些孩子甚至患上重度抑郁癥。另一種類型就是過度放任自己的性行為，甚至成為一種習慣。對包養網比較于這樣的孩子，我們更多的是感到心痛。思思甜心花園應該就是屬于后者。
京華時報：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說，一個女孩有過被性侵的經歷后，為什么這樣的事情還會包養感情反復發生？
童小軍：思思遭受侵害的時候只有11歲，她在這個年齡沒有是非判斷，家庭也沒有給她包養金額性方面的教育。她對性方面有認識，就是通過被別人侵害的方式，所以在她的世界中，她不會對性行為有恥感，甚至認為這是很正常的事。
張雯：她這么小就有了這種經歷后，可能會對被性侵的事產生一種認同。孩子的身體、心理還沒長包養故事好呢，性侵一下就把她給毀了，他們的心態很難恢復到正常孩子。思思表現出特別惡劣的一些行為，包括懷孕的反復發生，都是她無法控制的。
另一方面，2012年思思被性侵前，父親常年在外打工，母親經常打牌，不管她。即使父母都在家，一家人也是經常互包養俱樂部相謾罵、打鬧，思思在家里根本得不到保護和安慰。就因為這樣，才會導致她向外尋求所謂的溫暖。
京華時包養甜心網報：是不是可以這么說，包養從思思的視角來看，這些性侵她的人，往往是以“好人”的面目出現，給了她在家庭中得不到的溫暖和關愛。未成年人被性侵案中熟人作案比例很高，癥結也在這里吧？
張雯：熟人有機會得到孩子的信任，熟人作案是非常多的。
徐豪：女童保護基金根據2包養網心得014年媒體公開報道數據進行過統計，去年遭受到性侵害的孩子，有報道的就有包養感情503起，其中熟人作案有446起，占到87.87%。作案人大多是教師、鄰居、親戚、同村人、族人等。這些數據統計還很不完整，民政部一位官員也表示，女童保護基金統計的案例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童小軍：兒童性侵的問題是全球都存在的，國內外都有很多的研究。其中很共性的一個規律是熟人作案，國際上的數據是60%左右，我國要遠遠高于這個比例。
張雪梅：2006年到2008年，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對主流媒體報道的340件兒童被性侵的案例進行過統計，發現熟人作案是高比例的，占到68.5%。為了跟蹤線索，我們在2009年到2014年，對主流媒體報道的1065個案件進行了統計，發現熟人作案的比例達到69.4%，比此前的三年高出一個百分點。
性侵這些孩子的包養人群，主要是學校的教職員工、家庭成員、網友、鄰居等。不論是陌生人還是熟人作案，對孩子來說，除了比較明顯的身體傷害，心理和精神上的傷害是看不見摸不著的，而這是特別能夠影響到孩子以后的社會發展的。
思思出現問題家庭教育是主因
京包養合約華時報：我們在采訪中發現，思思之所以成為今天這個樣子，她的父母是有很大責任的，無論是在思思被性侵前還是事后，他們不知道怎么去照顧、監護自己的孩子，出了問題就是打罵，不勞而獲的依賴思想也比較明顯。各位怎么看家庭環境對于思思的影響？
徐豪：我們在工作中發現，很多孩子根本沒有意識到性侵害是什么，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經受到傷害。一個遭受包養網性侵害的孩子就對我們的志愿者說，她和叔叔（侵害她的人）是好朋友，叔叔說了，他們的事兒不能告訴爸爸媽媽。這些孩子從家庭、周邊得到的性教育非常少，幾乎沒有，有時候孩子問起，家長們甚至會斥責孩子，談性色變。一旦出了問題，他們擔心的是孩子從此之后沒法做人、嫁不出去，甚至會責怪孩子。所以說，孩子發生這種事，最應該負責任的是家長。
童小軍：小孩的行為，從心理學上來講是“習得”的，從小大人怎么教他，他就怎么做，慢慢養成習慣，這樣一點點積累，到18歲成年，我們所講的心理行為和意識行為就基本已經完善了。孩子出現問題，根本原因還是家庭環境造成的。
很多做父母的，他們自己從小是怎么長大的，可能就會按這個樣子去養孩子。思思從小就沒人管，媒體報道過思思父母未婚同居、至今沒領結婚證等等問題，肯定也會影響到思思。思思在和陌生人交往的時候，可能不會有成人所說的分寸，比如說跟不同的男性，父親、老師、鄰居等應該保持不同的分寸，但她沒有這個分寸，因為沒有人教包養管道她。
家庭教育干預制度目前是空白
京華時報：思思父母在家庭教育方面確實做得很不夠，家庭固然該為思思變成這樣負責。但現在的問題是，即便我們對思思父母的失職看得很清楚，似乎也沒有誰能夠幫助他們、教他們如何去做一個合格的父母，如何正確對待、處理現在這些復雜的事情。
童小軍：思思是個孩子，從這個角度來看，她犯任何錯誤包養網比較都不是她的問題，而是反映的她周邊環境的問題。環境的構成通常有三個方面，包括家庭、家庭所在的社區、社會的經濟文化制度。這幾個板塊是一層托一層的，最后托底的是國家的制度。一個孩子長不好，家庭有問題，國家也有責任來構建相關的制度。
在我國，兒童是長期被忽略的。孩子都是家庭養，不是按照科學的方式來撫養，出現問題也主要是靠家庭自己去克服，缺包養妹乏求助的渠道。應該說，思思事件反映出我國在兒童保護制度上的缺失。如果制度存在，如果當地有人、有機制進行及時的干預，能夠避免很多問題的再次出現。
張雪梅：家庭教育的問題，不出事大家關注不到。但真正出了事，比如說思思這個案例，我們對她的家庭到底能提供什么樣的支持？從現行的法律制度來說，是很空白的。我們缺乏制度、機構和人，來提升思思的家庭養育功能，讓一個沒有家庭教育能力的家庭回到正常的軌道上來。
京華時報：在現行制度框架之下，思思這種情況一般能夠得到什么幫助？
張雯：當地為思思一家解決了醫保、低保，還給予了一些救助，在資金幫扶方面，應該說已經做得不錯了。
張雪梅：未成年人受傷害，現在基本是通過法律來解決。但實際上法律上能解決的，往往是最初步的問題。兒童保護的很多工作不是完全割裂的，而是環環相扣的。很多工作在司法的過程中就應該關注了，而不是說司法的過程完了后再進行對接。
很多父母不知道怎么履行職責，在司法包養甜心網程序中，就必須干預到家庭教育中來。政府和社會應該支持指導一些機構給家庭教育提供服務，讓更多的組包養網比較長期包養織介入進來。家庭教育制度必須要重視起來，這個體系的構建非常重要。
美國、北歐一些國家也是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他們最初都是把重點放在救助上，但后來發現最重要的還是預防，預防比救助更重要，而且預防比救助的社會成本要低很多。
受害兒童家庭監護能力應有評估
京華時報：理想的狀態下，完善的兒童保護制度應該是怎樣的？
童小軍：建制度，理念最重要。沒有理念，制度根本不存在。
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兒童權利理念的建立，就是兒童視角。包括現在的公眾不理解思思，就是因包養網為我們沒有兒童視角。0-18歲的孩子，可以細分為很多階段，他們心理人格的形成、行為的養成以及智力的開發，每個階段有每個階段的特點。
什么叫從兒童視角出發？比如說警察在執法的過程中就應該保護孩子的利益，比如調查過程中不著警服等。
為了落實這個理念，就要有組織架構，比如說有家庭教育機構，有社會服務機構，有發生了這種問題的緊急庇護機構，有對個案長期跟進和矯正的機構。
有了機構以后，最最關鍵的就是專業人員了。沒有人，社工的水平如果不上來，整個的水平就上不去。在社區層面就應該有人專門來做兒童和家庭的服務，從兒童的角度，以兒童為中心來監護。
每個兒童都在專業社工的監護之下，如果出現思思的案例，有專業訓練的社工，知道怎么去介入，怎么樣從兒童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去干預。
這個干預不僅僅對孩子，還要針對家庭。如果父母不干預，就算思思改變好了，孩子還是會回去的。
如果受害人受害的根源，是跟她的監護環境相關的話，一定還要對她的監護環境、家庭監護狀況進行評估和干預，比如思思父母對思思有沒有監護能力，必要的情況下，可以剝奪監護權。
其實國際上成熟的做法一定是要有一個跨專業、跨部門的團隊來做，必須要有警察，有律師，有社會工作者，尤其社工是從頭到尾跟進，包括司法過程中的權益保護以及司法過程后的安置、干包養故事預、矯正等，都是由社工來負責的。我們國家現在也在構建社工隊伍，但現在水平還極低，這支隊伍剛剛開始建立。
京華時報：這種對家庭的評估由誰來進行？
童小軍：這個評估一定要是國家授權的，最好是由國家來成立一個未包養網成年人保護機構，對家庭進行評估，這樣更有權威性。政府也可以授權一些有資質的評估機構來承擔評估工作。目前我國已經在兒童保護制度構建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但制度的建設是非常龐大、繁復的，需要一個長期建設和完善的過程。
要讓思思學會負責任
京華時報：兒童希望包養網比較救助基金會對思思的救助，現在已經持續快兩年了，現在回頭來看，基金會有哪些經驗教女大生包養俱樂部訓可以總結？
張雯：在救助思思的過程中，我們也一直在摸索。2013年，我們把思思接到北京上學時，把她的父母，還有小果兒全都接了過來。我們當時的出發點只是為了幫助思思，畢竟她的家庭和她是一個整體。當然我們機構也是出于自我保護，畢竟孩子出了事，誰都承擔不起這個責任。
讓我們沒有想到的是，當時思思本來是有機會重新接受一種新的生活方式的，但當她的父母到來時，她又回到了原來的家庭環境中，父母整天吵架，同時也帶來了手機，思思通過手機聯系上了深圳的夏某，還有其他男性。思思的父母還有嚴重的依賴性，比如經常會要求基金會給錢等等，這也對思思造成很多負面影響。現在看來，我們接她的父母來是個敗筆，至少時間不對，距離沒有拉開。
京華時報：對于思思的救助幫扶應該如何繼續，其他專家有何建議？
張雪梅：思思出事后，外界給了她很多保護，這種情況下孩子有可能會形成一種受害者心理，認為什么事自己都是受害者，她認為自己不能改變這個事實，也不愿意去改變這個事實，她會經常延續自己的行為。
所以非常有必要通過矯正來改變她的心態。對孩子在保護之外，一定要有干預和引導，針對孩子有一個自我意識的激發，讓她能激發自身的潛能，建立一種100%負責任的心態，真正從自身來做出一些改變，而不是總認為自己是受害者。
張雯：這次我們把思思和她的第二個孩子接到北京，就是希望她跟孩子在一起，有一個正常的當媽媽的階段，讓她學著做一些事情，承擔一些責任，這是一個改變她心理和認識的機會。我們打算讓她好好安靜一段時間。不管以后怎么樣，基金會都會不離不棄地幫助她。只要她需要幫助，我們就會幫助，因為有很多愿意幫助她的人在一起，十年八年我們都愿意等著她回歸正常。
京華時報：您覺得我們能夠等到她“回來”嗎？
張雯：這樣的案例是有的。在我們基金會的志愿包養網推薦者中，就有這樣一個案例。她曾經在年少時被性侵過，生活一度非常混亂，比思思現在的情況還要嚴重，但她最終走了出來，現在已經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生活非常幸福。因為早年有過這樣的經歷，她現在反過來幫助這些與她同病相憐的孩子，就特別能夠感同包養身受，也很有說服力。
不要忘了她是受害者
京華時報：思思再次懷孕產子的事情被報道后，網上都是對思思的罵聲。很多人覺得不該幫助思思，認為沒有意義，幾位專家怎么看？
張雪梅：思思畢竟是一個孩子，在法律上她被稱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我們不能要求她像成人一樣，網上這種一邊倒包養網比較的罵聲，是非常不負責任的。
徐豪：社會有意識無意識的輿論暴力，對孩子的傷害是非常大的。思思事件對社會更應該是個警醒。
童小軍：幫助思思很有意義啊！它代表了社會對兒童這個群體，對一個毫無民事行為能力、毫無是非判斷能力的群體的關愛。但光有關愛、理念不行，必須要做出來。如果沒有人很好地去引導她、矯正她，如果我們只是指責她，而不是教會她如何改變，她的行為就會慣性化地存在下包養去。
張雯：現在大家都譴責她，說她主動去找男性朋友交往，認為她無可救藥。但大家不要忘了她是個受害者，她也是個小孩，她自己都鬧不清楚到底怎么了。
我們幫助過幾個受到性侵的孩子，她們都是控制不了包養妹地用刀劃自己，自傷，思思也曾經這樣做過，因為她們控制不了自己，認為自己不好，認為自己臟。碰到這種情況，幫助她的人必須要看明白她的心理。
社會是個大家庭，如果沒人去幫助思思，思思只會朝著越來越壞的方向發展，她的這種“壞”會有惡果，這種惡果最終也會“報復”到社會中的每個人身上。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更不能拋棄思思。
京華時報記者 陳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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